道家的人生哲学

道家思想中有关人生的哲学,含义之深邃,涵盖面之宽博,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无怪乎古今中外的许多哲人为之倾倒,并奉之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我们把它概括为道家所追求的处世态度、养生之道、自然观和精神境界等几个方面,谈谈我们肤浅的认识。

“重生”“贵生”与“养生”,是道家整个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道家对生命和现实人生的高度关注,就这方面而言,道教与道家达到了其他宗教、其他古典哲学所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总觉得道家这方面的相关哲学理念,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及“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吻合、息息相通的。引导人们合理、睿智地安排人生,汲取道家有关“重生”“贵生”与“养生”哲理思想的精髓,使之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当是现代道家思想文化的研究者和广大道教信徒们不可推卸的崇高责任。

 

一、道家的处世态度。

    据《史记•老庄申朝列传》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这样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后来,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据此演绎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据此,我们可以认定,道家的处世观,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道家历来主张“济物利人”、“扶危济困”和“追求大同”,“入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重要的是对老子那段话里的“时”的正确理解与把握。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时”,指的是机遇,亦即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否。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其中甚至包括自身的智慧、能力),“得其时”了,就应该努力多作功德善举,为社会作贡献,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不得其时”,则应该保持虚静,完善自我的身心修养,甚至包括去创造条件,以待时机,而不作非分之想,或轻举妄动。总之,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道家所尊崇的是“顺其自然”,亦即不违背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持科学的、切合实际的态度。

    反映在具体的立身行事上,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它自身的规律,亦即自然规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昼夜的更替、四季的变换、人的生老病死等等,莫不如此。正因为这样,我们成就任何一件事,都离不开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做一件事,主观愿望是好的,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效果却适得其反;许多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否并不等同,有的可以立即着手去做,有的却不能不暂时搁置。这样说,似乎冥冥中有一个主宰,有,这就是“道”!“道”所体现的,正是自然的大大小小的客观规律。人们能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得到自然的恩典;反之,则会受到惩罚。而“道”的本身,却是“无为”的,——它只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这样,问题也就明朗化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关键之处,就看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否,亦即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七章里,提出了为人处世的三条基本准则,即第六十七章里,提出的“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善待万物,达到无私人生的崇高境界,这事实上也就是“善”的表现形式。大自然给予了所有人乃至所有生灵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在西方人们称之为“天赋人权”),“善待万物”,也就是遵循和顺应了“天道行善”的自然规律。所谓“俭”,当是指勤俭节约而言,也就是说应该永远保持质朴的本性。从道的角度看,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所有一切,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恩赐,无一不应该予以珍惜。挥霍无度、暴殄天物,就是违背了自然之“道”,必将自取其咎。从另一角度看,也只有崇俭,才能广施仁惠,更大程度地行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可以理解为永远保持谦虚的美德,其中也含有不敢为私利而争先的意思。在《道德经》第七章里,老子这样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谦让,置后,把自身的名利放在他人的后面,反而会获得人们的爱戴和尊崇,处在别人的前面;把自己的利害置之度外,反而得以趋利避害,趋安避危,自身得以保全。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地存在,正是因为它不以自己的生长而生长,即“不自生”。作为个体的人,自然也应该遵循“天之道”,在名利和私欲面前谦虚退让,从而获得“身先”和“身存”,真正体现个体存在的价值。

    在《逍遥游》里,庄子为我们树立了这样的道德要求与处世准则:“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大意是说,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庄子称之为“至人”),能超脱外物与自我的界限,达到忘我的境地;精神世界充盈脱俗的人(即所谓“神人”),心目中根本没有自身功名的存在;思想境界臻于完善的人(庄子称之为“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与地位。《逍遥游》,通篇讲的是“逍遥”。什么是“逍遥”?逍遥就是心灵的自由自在。自然是逍遥的,天地是逍遥的,人的精神境界,也应该是逍遥的。万事万物,只要顺应自然,遵循大自然的普遍规律,便可以逍遥自在。问题偏在于,人,尽管仅仅是万物中的一种而已,却总想超越自然,做自然的主宰,沉溺于名利、物欲之中,因而也就产生了无边烦恼。如果能切实摆正位置,顺从和尊重自然规律,挣脱名利物欲的束缚,就不会被诸多烦恼与苦闷所困扰,充分享受本是与生俱来的精神上的逍遥自在了。这就是道家处世哲理的精髓与主旨的所在。

    道家仰观天文,下察地理,正观人事,对苍茫大宇间的万事万物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观察与思考,从而获得了超常的大智大慧。站在广袤无垠的天地间,仰观一切,似乎一切都是永恒的;却又在永无休止地运转忙碌,显得幽秘莫测,难以窥探其真谛。其实,在道家看来,这就叫作自然,它自有本身运行的规律,谁也主宰不了,连大自然也不去主宰它!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去立身行事,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通晓明了,无牵无碍了。这与佛家所云“心无挂碍,无挂无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摘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道家的养生之道

    道家崇尚“贵生”、“重生”与“乐生”,亦即高度珍惜生命;也非常重视“养生”的问题,构建了一整套系统的关于养生保健的理论与方法。在道家看来,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足以制约与生俱来的生命。东晋著名高道葛洪就曾经说过“我命在我不在天”。元、明间的高道张三丰也曾这样说:“福自我求,命自我造”。毋庸违言,道家是追求长生久视的,但这决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幻想,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对人类生命极限的大胆挑战!把这种合理的追求与探索,一概而论地斥之为迷信与狂想,是很不合适的。当代科学关于人类遗传基因研究方面的突破,足以证明人类生命的延长,确实有着无限的潜力,有待我们去努力挖掘和不断探索。从这一角度去看待问题,历代道家的相关研讨,正是对“生命”、“生活”之学的大胆开拓,功不可没,直至今天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重视的,还在于道家关爱生命、热爱生活的积极态度。道家把有关养生之道的探索与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形神统一”与“性命双修”上。在道家看来,“性”是指人的心性;“命”则是指人的身形。所谓“性命双修”,既是指通过强身健体以优化人的生理功能,以尽可能地延续生命;更是指通过心性修养以净化人的心灵,以提高生命的价值,即“生”的质量。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中这样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这里,至少体现了两层意思,其一,人类社会及个体生命的延续和存在的价值;其二,为道积德必须先从我做起,普及到家、乡、邦,乃至天下。这样,就把珍惜生命的意义进一步从个体延伸到社会功能上了。

    庄子认为,“修身养性”,应侧重于“养性”,保持内心的清静,亦即心灵的净化。在《大宗师》里,他这样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如果能保持内心的清静,白天和夜晚都能不受干扰(即“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反之,如果受物欲的困扰,自然也会身心失调,阴阳失衡。在庄子看来,健康的心态,对于养生是至为重要的,因为“身”和“心”其实也是对立的统一。怎样才能达到心理平衡与清静的境地呢?庄子强调了一个“忘”字。即“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庄子《让王》)。把自己的形体、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内心的杂念妄想,都忘得干干净净,达到“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的致静致虚的崇高境界,自然就能身心健康,成就长生久视之道。

    道家注重人身“三宝”的修炼,认为人身有“内三宝”、“外三宝”。内三宝是指人的元精、元气和元神;外三宝则是指耳、目和口。修炼时须注重内外相应,要不让“内三宝”外驰,就必须堵塞“外三宝”的欲望之口。即《周易参同契》所谓“耳目口三宝,固塞勿发通,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事实上也等于说,如果能摒除外界的名、利、色相的诱惑,做到“心不外驰”、“充耳不闻”、“目不窥园”,就能成就大道,永葆青春,长生久视。金代高道马钰在《马丹阳语录》里,更把道家修身养性的内容具体化了。他这样说:“薄滋味所以养气,去嗔怒所以养性;污辱低下所以养德,清静恬淡所以养道”。在这里,马丹阳为我们指出了修真养身的四个重要方面,即“养气”、“养性”、“养德”和“养道”。要求我们做到“薄滋味”,“去嗔怒”,对“污辱低下”毫不计较,以“清静恬淡”的心态达到悟“道”的至高境界,能做到这样,自然也可以“长生久视”了。

    在这同时,道家也并不排斥身体修炼与药物治疗的强身健体作用,如科学的功法与武术锻炼,而许多高道大德,事实上也是对传统的医学有卓越贡献的名医,如张仲景、孙思邈、葛洪、顾欢等等。

    我们总觉得道家所倡导的养生学,与传统的西方养生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所注重的是饮食卫生与形体锻炼;而道家则更侧重于整个身心的修养,倡导“性功”,即心理控制,以期达到“天人合一”、“道我一体”的至高境界。所幸的是,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人们的认识变得更为全面与理性化了。现代医学,开始积极倡导“心理疗法”,终于找到了与我们道家传统的养生之道的切合点,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道家的自然观

    人来源于广袤无垠的大自然,大自然赋予了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育的一切;而大自然又有着它自然运行的规律,这是我们人类所必须遵循的。人类社会自久远的洪荒年代发展至今,所有的一切成果,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了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得来的。时至今日,由于我们不能很好地顺应自然规律,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加珍惜,才遭致了危及全球的生态问题。究其根源,无疑是由于人类不能善待自然,为了一己之私,贪婪无度地索取,而不考虑加以呵护、予以回报所致。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人的贪欲和私心的最大显现,莫过于对养育我们的大自然的肆意践踏和掠取。遭致大自然的报复,是必然的,也可以说是情理中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佩服道家的哲人们的先见之明。道家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同构的整体,是相互感应的,存在着因果报应的同感关系;甚至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人必须依赖于大自然才得以生存,所以,“自然之道不可违”。早在2500多年前,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三十二章中,就这样写道:“天地相合,以降甘霖,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间阴阳和合,上下感通,产生了氤氲之气,化作甘露慈霖,养育和滋润万物,不分厚薄地施惠于天下众生,这才有了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千年已逝,读着它,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位白发苍苍的哲人,是怀着对大自然的深深的感恩之情,写下这段文字的。老子的后继者庄子,则在他的《大宗师》、《应帝王》中把大自然比作了统领一切的大宗师和大帝王,人类只有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和法则,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从而进入逍遥境界。

    在《齐物论》里,庄子还这样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天地(亦即大自然),同我们人类本来就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这既体现了对人类自身的珍视,同时又强调了人类与大自然浑为一体、共同生存的客观事实,蕴含着对大自然的深切之爱。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正是早在2300年前的这位伟大的哲人对后世人们的深切而真诚的呼唤和意味深长的警示!让我们自觉地呵护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体,永远与自然万物同生共息。就这样,庄子把道家的人生哲学与自然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这就是道家所一再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哲理思想和科学的自然观的生动体现。

    道家学说的后继者们,则不断地把这种“天人合一”的哲理思想加以充实,并且具体化,把呵护一切生灵,爱护生存环境的伟大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太平经》里,有这样一段话:“人怀仁心,不复轻伤万物,则天为其大悦,地为其大喜”。道教历来主张“慈爱和同”,要求人们不仅要对自己的同类(亦即他人)慈爱祥和,也要对大自然间的一切,万物生灵都持同样的仁爱之心,平等地对待他们,共同享受天地之爱和大自然的恩赐。能做到这样,则“天”和“地”也会感到喜悦,就能更多地得到大自然的眷爱。我们认为,这样的见地,丝毫也没有掺杂迷信的成份,而是对客观真理作了诗意的表述。在《太上感应篇》里,还这样告诫我们:“积德累功,慈心于物,昆虫草木,犹不可伤”。道家认为,人要想得道长生,就应该积累功德,也就是多做好事,多行善事,充实自己的心灵,完善自身的修养,亦即“普济众生”。而这个“众生”,不仅包括所有的人,还应该包括“物”,即包括昆虫草木在内的一切生灵。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同样是大自然的造化,与我们人类是平等的,并无贵贱之分,更没有奴役与被奴役、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问题仍然出在我们人类的狂妄、无知、贪婪和霸道上,我们总是以大自然的主宰自居,认为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地该为自己所占有,所挥霍无度地享用;却根本不明白,大自然的主宰,如果有的话,只能是“道”,亦即不可违逆的客观规律!于是,由于人们的狂妄与傲慢,恶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度的破坏,待我们好不容易清醒过来以后,我们终于痛心地发现,繁花似锦、绚丽多彩,蕴含无限生机的大千世界,已经被我们人类自身践踏得满目疮痍,体无完肤!于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沉重而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道家先哲们关于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谆谆教导,直至今天,仍然有着极大的启迪与警示作用。

四、道家的精神境界

    道家要求我们达到的精神境界,概括地说,就是“清静无为,恬淡寡欲”。也就是《道德经》所说的“致虚静,守静笃”。应该着重指出,这里所提及的“无为”,不是指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去做,而是指掌握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本质特性及其运动规律,不去做违背万物运作规律的事。

    清,指无私而至于空明之极;静,是指在“清”的制控下,不为外物所惑。以这样的高度来把握人生,自然就无所谓烦恼和困惑了。究其实质,“清”和“静”,乃至“无为”,所体现的,也就是无私。能使自己的心灵虚静空明,超脱尘世的功名利禄,达到“无私”乃至“无我”的境界,就符合“道”的要求了。对于具体的崇尚“道”的人而言,也就能使自己的心态变得豁达,轻松自然,怡然自得,进入“独与天地相往来”的逍遥境界。

    体现在我们个体的道德修养上,则是“修心”。所谓修心,指的就是保持内心的质朴、明净,修一颗清净之心。清代高道王常月在《龙门心法》里,对此作了通俗的述说,“时光容易过,心性要光明。……有过即须改,全凭戒行精。万法千门,修心为上。欲入仙乡,早明定慧。戒能坚固,智慧光生。仔细思量,守戒第一”。这里所说的“戒”,也就是要求人们切戒私欲的膨胀,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道家所尊崇的高人,常常是淡泊名利和物质享受而追求心灵的恬适、和谐的。魏晋时的稽康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这样说,“明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淡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饮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多么潇洒、超脱!这才是真正悟透了“虚”和“静”的真谛。在《列子•天瑞》里,一针见血地这样指出:“非其名也,莫如静,莫如虚。静也虚也,得其居矣;取也与也,失其所矣”。道家的至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是“虚”和“静”的至高境地;而不屑一顾的正是一些人过度追求的物质上的“取”和“与”。所以,老子才这样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这里所说的“超然”,是指“超然物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超越自我,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无我”。就对大宇间的万事万物的认识,所应持有的态度而言,“无我”,也就是能忘却自我的存在,站到“我”的身外去对待和审视所有的一切。如果能这样,也就根本不存在自我的得与失、成与败、荣与辱乃至生与死了。道家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无人无我,既无认识主体,也无认识对象的最为潇洒的精神境地,——“管它春夏与冬秋”!

在这里,还有必要谈谈道教的神仙信仰问题。道教尊崇神,追求至高无上的神仙境界,但道教所信奉的神仙,并不是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不可捉摸又不可企及的精灵怪异,而是现实世界中生命个体精神的无限延伸与升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人与神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道家历来认为“成仙成佛总由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神仙本是凡人做”。事实上,许多道教的“神”和“仙”,在历史上往往确有其人,他们或是自身具有优异的品德,或是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崇与爱戴,于是也就成了神。有的,甚至本是平民百姓,却因为功德无量,也被尊崇为神。如广为海峡两岸人民群众所敬仰的海神妈祖,本是个善良、纯朴的渔家女,却也进入了神仙境界。总觉得道教诸神特别具有亲切感与感召力,他们是人格化的,与其他宗教中凛然不可犯威严无比的神,有本质上的差异。

道家的哲学体系,深深植根于我们国家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应该说,它是最切合我国国情的。它以现实的人生为出发点,在追求理想的美好神仙境界的进程中,致力于现实世界和人格精神的合理构建,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组合。

    社会生活形式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日益充盈,乃至时空观念的更新,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人们面临着一个既极其严肃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调节和平衡在这样的飞速发展中,自我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说白了,也就是在新形势、新环境中如何完善对自我的社会行为的规范与制约,在进一步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进一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使它更臻于充实与完美。植根于中华沃土中的道家哲学与道教,充分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数千年来,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卓越贡献,今后,也必将在新的道德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当然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也有待于广大道家文化研究者和道教徒们的不懈努力。